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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风格》——崔健对话周国平
一个是著名的摇滚歌手,一个是著名的哲学家。世纪之交,这两个人坐到一起进行思想对话,这样的交流本身不同寻常。
与这本《自由风格》相关的是周国平和崔健分别于今年2月1日、6月9日、6月21日、8月3日和12月2日的五次对话，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摇滚歌手的碰撞本身就是个特殊的文化事件，更多地喜欢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崔健，第一次选择了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并成为谈话的主角。这是崔健参加写作的第一部文字作品，他在其中表述了对于音乐、艺术、人生、社会等领域的广泛问题的见解……
在周国平眼中，崔健是一个艺术和人格统一起来的人，“他直接立足于生存状态，其间没有间隔也不需要过渡，他的音乐和思想的力量都在于此。”崔健所代表的是 80年代的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和与摇滚和艺术相关联的自由风格，不管是用音乐还是用文字，崔健都是一个看上去很另类的人物，就像他曾经在歌里唱的那样：
“我好像变成一个英雄的鸟儿，在太阳和厌恶之间不停地飞着，我张开了嘴巴扯开了嗓门儿，发出了从来没有发出过的声音。这个声音太刺激，把人们都吓着了。”
以下为书中片段：
崔健：……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一旦找到以后你就特高兴。这更多的是在古典音乐中，但爵士音乐也是这样，真正掉进爵士音乐的感觉里以后，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和声，每一个句子，你怎样去练习，每天也要练个几小时，然后怎么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去即兴创作，去自由地创业，这就是爵士乐。
周国平：……看一个人有没有创造者的素质，基本上就看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精神结构……
周国平：从历史上看，摇滚音乐是有节奏布鲁斯、乡村布鲁斯、爵士演变来的。但是究竟什么是摇滚，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例如，对于音乐的性质，我看到有两种对立的意思：一种认为摇滚首先是音乐，是流行音乐；另一种却否认摇滚是一个音乐的种类，只承认它是一种大众文化活动。其根据是青年人去摇滚现场不是为了听音乐，而是要参加到一个事件中去……
崔健：什么是摇滚？对我来说，就是：好的音乐技术、好的来自自身的力量、好的歌词内容，这构成了摇滚音乐的魅力……ROCK的一种概念就是三大件：吉他、贝斯、鼓，一种感觉就是冲锋感，从音乐角度讲是吉他、贝斯、鼓、现场、最纯的那种摇滚……
周国平：……摇滚本该是来自街头，而现在却是来自都市生活，这就是问题。摇滚从街头进入酒吧，意味着由反叛变成时尚，由先锋变成大众消费，由愤怒的心声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这种蜕变确实令人担忧……
崔健：……在速度面前达到一种做人的标准……
崔健：……社会最底层永远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那些人，他们身上同样有特别美的东西，在生长的东西，这种力量可能就是来自音乐。……
周国平：……崔健的摇滚乐中用了古筝、唢呐等中国民族乐器，与牧笛、萨克斯风、电子乐器交汇成一片，形成丰富的对话。……电子音乐要听就听欧洲的，真是好听。
崔健：……搞创作就是累，有时你的耳朵在疲劳状态下是不能代表你自己的，不能代表你最初的那种感觉……
周国平：……在音乐方面，人们普遍注意到，与前期作品相比，崔健后期作品中大量采用说唱，节奏越来越强大，旋律相应弱化，甚至被抛弃。对此有人激赏，有人表示困惑甚至失望。
崔健：……有许多人听音乐是从文字上，从文字上带出对音乐的兴趣……节奏这种东西，它更宽容，它给你一种感觉就是它在开始做一件事，而并不是在终结一件事，从感觉上，你总是在开始，哪怕你再老，只要你是在做音乐。……而旋律的东西多一点，就让人感觉到伤感、浪漫，大部分都这样，情调上伤感、旋律多了，就是这样。（旋律与节奏的不同）……
崔健：……很多东西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才被人们注意，最原始的东西都是没有记录的，到有了一定的规模，别人才意识到它在艺术上是有价值的，当时却并不知道。
崔健：……真正的音乐是什么？真正的音乐不是商业，不是年轻人所理解的，是什么呢？音乐的意义是什么？音乐是因为你有你的嗓子，你有你的压抑，于是表现出来，这就是音乐，完了才有唱片公司出来制作，卖什么的……
崔健：从音乐的角度，摇滚乐本身应该是一个娱乐形式，音乐本身是作为娱乐形式存在的。从理性的角度分析的话，人们可以给它判断一种社会功能，这样，娱乐会更深层一些。
崔健：……我曾经把摇滚乐能够给人的感觉概括为三个“自”，就是：自信——别丢失自己；自然——别强迫自己；自由——解放你自己……
崔健：……政治的语言是物理反应，艺术的语言是化学反应……
崔健：……你爱谁谁，这就是摇滚。坚持你自己，这就是摇滚。特别是朋克，看英文上说的if you don`t like me，or I don`t like you，go fuck youself，这就是当时的朋克早期的东西，后来变成时尚了，甚至俗了，但是里面透出一种不断背叛的精神。
周国平：崔健的作品在内容上与其说是社会的批判，不如说是人生的探索。在风格上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最直接的表达。当前，前后期的重点好象有所不同。前期主要是表达旧的理想崩溃时期人的精神的迷惘和解放，反对的是虚假；后期主要是表达商业化环境下理想的缺失，人的精神的孤独和无奈，反对的是平庸。主题始终是生命的真实，寻求一种真实的活法。
崔健：人自然带来的一种竞争，带来的自身压力，自己要努力的方向，那种较劲的东西。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大部分硬扛着做音乐的时候，都说你做出了什么成绩，你怎么狠，浑，你怎么样把摇滚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都说的是这种东西。所以，我说很多乐评人他根本不了解音乐家，而且，在音乐家经常活动的地方，永远这些乐评人。恰恰占着音乐评论的这帮人就是我说的文人，他们是爱好音乐的文字工作者，他们这些人给人造成的音乐氛围，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从古典音乐上说就不像，更不用说流行音乐了。他们只占了社会上很小的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会膨胀到特别大，他们有文字的爆炸性的影响，实际上他们本身不懂音乐，虽然他们也每天听音乐，也每天去研究那些同时代的，在我们看来他根本不懂基础的人。他们好象站得挺高，站在一个宏观的位置上俯览，实际上根本看不到也不想看音乐人一步一步登山艰难过程。
周国平：现在有些记者或文人喜欢在媒体上调事，用这个方式吸引人注意，而不是真正在从事文学艺术批评。
崔健：有一位朋友问我，你说文字的希望是什么，我说文字的希望是真实的文字推翻那些虚假的文字，那些应该废掉的文字。无论搞音乐，还是搞文字，都应该想、说、做三点一线，想的、说的、做的、真正一致，这就是性格，这就是价值观念。
崔健：……最好的东西是反对有个人才会产生的。……
崔健：……我觉得反思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当你跟年轻人在一起呆的时候，不断地想想，你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经历，就这种过程。当你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得自然而然。
崔健：……中国人的幸福观，目的性功利心特别强，没有认识到享受生命就是幸福，生活愉快就是幸福，没有这种概念，他们认为物质生活比别人强才是幸福。
周国平：……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个问题。我是指纯粹的哲学。……我承认我这么看是受了西方哲学的影响，不过，是不是哲学，总得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中国的哲学与政治道德联系太紧密。西方哲学问人为什么而活，中国的哲学问人与人怎样相处，所问的问题完全不同。文学也一样，实用性强，精神性弱。（？？我不明白）
音乐批判文字：
周国平：我们曾经谈到，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音乐教育和和音乐环境都太差。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民族性格不同？
崔健：我至今认为，中国人是很爱听音乐的民族，说中国人不爱听音乐，这是特大的误区。你想想，70年代邓丽君进来的时候，80年代我们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听音乐基本上和国际是同步的，和香港是同步的，摇滚乐是超过香港的，现在落后了，国际上发展太快了，香港、台湾地区在技术上发展也特别快。
周国平：那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崔健：我不相信中国人不爱听音乐，而是文字过于强大了，文字的终极审判的权威造成了各个感官的关闭。很多在文人看来很粗俗的举止，实际上是最美的举止，只因为控制的需要，才被视为没有教养和没有文化。这跟当时白人说黑人一样。在西方，因为音乐太强大了，写文字的人就有约束，不敢轻易乱写。现在这帮文人肆无忌惮，因为有市场，在西方根本不敢，音乐这么强大，人家不理你。中国文字发展特别快，我是指对摇滚乐的的评论，都在炒作摇滚乐，但摇滚乐的现场演出特别差，粗糙之极。唱片制作也是，盗版，是生活环境让我想这么多，否则我才不会想这些呢。这和音乐实际没有关系，音乐本身是高兴的事情，这些东西跑到我前面了，使我愤怒。所以，为什么谈论政治？是因为愤怒，不愤怒是不会谈论的。
周国平：那么，愤怒是音乐之外的东西，不是摇滚乐本身的特征？
崔健：摇滚乐的本能也是愤怒。
周国平：可是你刚才说，你之所以愤怒，之所以思考政治，是因为你的音乐本能的东西、也就是快乐的东西受到了压制。
崔健：当我表达愤怒的时候，我感到更大的快乐。我能马上发现我们的力量，不光是魅力、诱惑力，还有煽动力，它使你受到精神上的鼓励，感到你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当然有膨胀的危险，但的确是巨大的快感。这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同时又受到鼓励，是这样一种快感。
周国平：你刚才说在中国文字太强大了，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想法展开说一说？
崔健：文人是既得利益者，文字有很多机会，中国十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字工作。美国唱片的营业额，一年是140亿美元，中国1亿多人民币，差多少啊。这种生活真的是一种缺陷。其实，是人就要听音乐，就像长嘴要吃饭一样。这听起来好象有些矛盾，说中国人的音乐落后。我觉得听音乐的角度应该完全放在个人的立场上，个人的出发点上，不是因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这才可以开始谈论音乐。音乐必须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个人的，否则的话不是音乐，是工具，或者说不是好音乐。世界上只有两种音乐，好的音乐和坏的音乐，对音乐家来说是认真做和不认真做的音乐，风格什么的都不用谈。中国人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听，但他不爱听的时候，说的就多了。他可能因为长期的麻木，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样的音乐了。只能是依靠另外的一种东西来安慰，文字真的能够安慰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的文字强大，能够钻到各个领域里。这点是一种优势，对这点我是外行，我也没时间看。但我在看一本好书的时候，特别容易激动，激动完了，我又发现自己特别幼稚，因为他们比我看的书多多了，但我还是要与他们争，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主要不是看书，而是听音乐。后来我发现，这也是一个政治关系，文学中的上下级，高层与低层的关系，就是一种政治。有些文人大唱民主，大唱理想，一旦得到某种东西，他们会用那种亵渎民主的方式去处置后代。一代一代都是这样。
周国平：我 对这种现象也很反感，中国的文人爱唱拯救天下的高调，却很少想到需要拯救一下自己的灵魂。不过这不是文学的罪过吧？文学本身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吗？
崔健：在中国恐怕是这样。中国文字有一种腐朽性，它有一种权威性，首先是因为这种权威性，才造成这种腐朽性。
周国平：你认为文字与音乐是对立的吗？
崔健：我没有说对立，也许是我用词不当，我是说文字造成了其他感官的关闭。
周国平：尼采有一种类似的看法，他说音乐是最原始的艺术，直接就是本能，诗和戏剧之类文字形式的艺术都是从音乐里派生出来的，时间一久，与音乐的联系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应该回到音乐的源泉去汲取营养，才能获得重生。文字本身的确是很抽象的东西，文字太强大了就会远离生命，甚至造成对生命的压抑和扭曲。我觉得你的提醒是对的。
崔健：中国的文字太强大了，所以说人们到最后都要得到文字的承认，文字的证明。这包括政府，也包括艺术家本身。美术界的评论人地位比艺术家还要高，音乐界也快成这样了，很可悲的。人家说中国真正有学问的人，都是搞注释的，而不是搞创作的。这是很糟糕的。创造是要有痛苦的，而搞注释的人没有痛苦，只有赞美。创造是要有痛苦的，而搞注释的人没有痛苦，只有赞美。创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说中国人勤奋，在创造可真不勤奋。而且任何一个成功的创造者，一旦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后，马上就改变了方向，不继续创造，开始长肥肉。
周国平：我是搞文字的，我有时候会有一种省悟，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只是在做文字的排列组合，而并不是真正在思想。文字的确会给人一种错觉，让你自以为在进行精神活动，实际上你很可能什么也没有想，你的精神是处在麻痹状态，你只是在习惯性地写。
崔健：音乐与文字的不同，我想出了一种说法：音乐直接来自生命的质量，文字却要靠数量的积累。
周国平：这个说法很好，很到位。
崔健：所以，语言往往会造成障碍，音乐却一点儿障碍也没有。
周国平：当然，虽然文字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我们还是离不开它，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人类文化，主要是靠语言和文字进行交流，进行传承的，你没法什么都通过唱。
崔健：可能谈论文字本身就带着文字的局限性，这没办法。我自己知道，我对文字做的很可能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批判，因为文字有很多东西，特别是你看不到好的书，拿着书看不下去的时候，你感觉到压抑。并且确实有些人，说三道四的那种，满嘴都是大道理，让你没话说的感觉，而这些确实是知识分子。通过看书积累出来以后，会给你带来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东西很可怕。做音乐就没有这种感觉，爱谁谁，喝醉酒，晒太阳的感觉。特别是早期的摇滚和现在hip-hop，更向下更底层的东西，从根里找你做人的感觉。这种东西我现在已经说得太多了，我应该做出来才能够让人有这种感觉，在中国没有freestyle这种大众的文化，相反却有很多知识分子的东西，我自己已经被潜移默化了，变成一个思考者、观察者了。
周国平：音乐的确比文字优越，它和灵魂的关系更加直接一些。
崔健：人们要是不理解人类为什么要用文字的话，要用笔的话，文字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文字和音乐之间实际上是平等的，实际上我不是说音乐要超过文字，也不是说我们真正去反抗文字，不是那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当文字不能代表灵魂的时候，音乐却代表灵魂，这时候你就要服从灵魂的需要。
周国平：有时候，搞文字的人要比搞音乐的人更感到压抑。
崔健：你说为什么诗人的自杀率那么高，他们对苦难特别敏感。
周国平：对文字不能一概而论。
崔健：不能一概而论。我只说的是文人实际上有非常好的基础，他有无止境的空间去开发自己，因为看书是最简单的，你要是喜欢文字，实际上你能够无止境地去看到很多东西，这是最自由的接受和创造的方式，没有比这种方式更自由的了。电影受限制，音乐也受限制，听好的音乐的机会不如看好的文字多，你写出好的文字在技术上要比写好的音乐容易，没有什么成本，写音乐你最起码要有好的琴，好的吉他，录音。
周国平：对，需要成本。文人只要买书就行，工作时也就一支笔和一长纸，现在换成一台电脑。
崔健：这个成本没法比，你要有录音机，跟别人合作，做排练，这都是很高的成本。作家只要有房子，你在咖啡厅、饭馆里都可以完成创作。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如果单纯地去引起另外一种无聊的音乐和文字之间的矛盾的话，我就会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音乐同样有很多的问题，我所说的只是在当今的生活现象里，我所产生的对文字的看法，不是一个根本的音符和字之间的矛盾，我只是结合当前的现实来看的。我不是在搞学问，去研究一个音符和一个文字对一个人的影响，甚至要去测试你的一刹那之间的反应，不是这回事。我只是谈现实，我看到的文字和音乐之间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矛盾，同时带来的一种遐想和一种思考，一个艺术家、音乐家所应该受到的提醒、关注和受到的刺激，搞文字的人应该受到的刺激和关注。甚至应该变成共同利益，在有良心有道德的人之间，达成最基本的一种引人向上的那种东西的联合，这样来造成一种共同的发展和开发。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发现的东西，就是借用这种方式来共同讨论已经发生的矛盾。
周国平：我相信音乐中确实有一种发自生命本能的原创性力量，我理解你的基本立场是，立足于这种力量，对脱离音乐本原的纯文字进行批判，目的是为了复活文字的表达能力。作为一个以文字为业的人，我当然在谈话中感受到了诘问和挑战，但我欣然面对。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听到的是来自健康的生命本能的一个提醒。我的确觉得，包括我在内，每一个舞文弄墨的人都应该对文字保持一种警惕。
崔健：其实我也是很尊敬文字的。总之一句话：音乐也罢，文字也罢，只有两种，就是好的和坏的，从自己这个方面来说，就是认真的和不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