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人为本，立志推广中国社会基督化的儒家基督徒

赵紫宸先生是近代中国出色的基督教学者，从1925年起长期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国际上知名的华人基督教学者，赵先生曾多次参加全世界性的基督教会议，并分别于1928年、1938年、1947年三次代表中国基督教界参加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印度马德里斯（Madras）和加拿大惠特比（Whitby）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Meeting）。在194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这也是在历史上少有的，由华人担任主席的普世性基督教会议。

（二）   介绍分析

赵紫宸的神学中最大的转变：自由神学到新正统的转变，即从人而神到神而人的转变。

这种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转变，赵先生却是以人的根本出发点来开展的。他希望人改变社会环境，却仍无法扭转自己被社会改变的现实，也就是他从自由神学转变为新正统神学的历程。

赵先生不仅是出色的神学家，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文学家。在其9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究竟给中国教会、中国神学界带来了如何的影响呢？其神学思想究竟是如何根据一个特殊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的呢？本专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赵先生的神学历程。并从多角度分析，其神学思想对中国教会及教会的宣讲等功过与影响。

（三）   阐述：从圣经的宣教基础来加以评论、反省

1.人本主义与自由神学

一个人的思想形成过程与其生活的社会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当然思想的发展也会与社会的变更而有所改变。笔者认为，赵先生对人性始终是采取乐观主义态度的，这与他年轻时留学美国，充分吸收了本世纪初年流行欧美的自由神学不无关系。但是有趣的是在他的神学观点里可以反射出很多儒家思想的影子。这种本色的自由神学，一方面是从儒家的思想去了解基督教，看耶稣为一位理想的君子，是完美的道德典范，他的精神人格是中国人摹效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以基督教补充儒家的不足，福音并非废弃传统文化，乃是要成全它。[1]所以他对基督的人性与人本主义甚为看中。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耶稣之所以吸引我们，不是他是上帝或上帝的儿子；倒不如说，他支配了我的注意力和兴趣，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2]在二十世纪二〇年代的时间里，赵先生的自由神学更强调基督教的时代性，所以他当时对使徒信经甚感不满，认为其内容与科学抵触，并且违反一般宗教经验。他认为《使徒信经》代表初期教会的教义，只是一种时代性的产物，对今天的功用极有限制。[3]我们从他重新所拟的时代信经里，也不难看出，他对耶稣的神性只字不提，而更多的只是谈耶稣。对于他人本主义的思想以及对人性的乐观性，我们可以从其所拟的信经第二条里看出一些其神学观点，他重视耶稣的道德人格，而这不是与生俱来，乃与世人一样是修炼出来的。由于这共同点，耶稣是世人能够效法的对象，所以世人也应效法他。[4]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是不能认同的，只承认神的人性，赵先生的“认为人只要学耶稣了，就可以得救”的观点完全忽略了神救恩的功效，是人自我更新变化呢？还是神来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人能自救，神救恩的工作还有必要吗？如果耶稣是“修炼”而来的，那是否和佛家的释迦摩尼是如出一辙呢？赵氏将嗣子论与儒家圣贤的理想结合，摒弃福音书中超自然的成分，用近代人重视科学理性的眼光，去解释耶稣的生平事迹。如此得来的耶稣肖像，就只是一个人或一个超人。[5]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赵先生将耶稣和基督分割开了，破坏了基督的神性，这是我们不能够认可的。

2.教会本色化与人本主义

赵先生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教会本色化的思想，他已经企图去寻找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思想的共通点。[6] 赵先生也颇受社会福音思想影响，他对信仰的意义有相当社会性的理解，并且强调精神重建作为社会重建基础的观念[7]。他企图从基督徒对道德的重新建设，并去实现基督教那种以道德为主的精神，近而达到其重建社会的目的。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赵先生没有一个完全的神国观，其理想的神国不是天上的神国，而是这地上的事，笔者认为赵先生片面的理解了启示录21章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我要分析两点，首先新耶路撒冷是由神那里来，并不是人救的过程，乃是神救赎的一个过程，再者，赵氏认为，圣经所讲的天国，乃是最高的社会标准与理想制度[8] 。而这个社会标准与理想制度却是人通过自身努力而达成的，我们不难理解其对本色化的看法是对人本主义的认识。而在其早期的中国式的自由神学的最大短处就是建基于人本主义的上帝观[9]。

3.从人而神到神而人的转变

赵先生的神学思想从三〇年代初开始，神学思想逐渐由自由神学专为新正统神学，其观点也由人到神，转变为神到人。这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经过两次大战之后，西方新神学式微，已经昭然若揭，这种趋势也影响中国教会。[10]我们可以从赵先生对《评宣教事业平议前四章》的评语来看出其思想的转变，他批评报告书不提启示，误解了基督教真正的意义，因为基督教重视上帝的先在性，他主动地进入人类的历史，“以自己的作为来表明神人之间的关系”[11]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赵先生已经从人而神的神学思想转变到神而人的思想，并改变了其对启示观点的看法，确认了他“是神主动的向人来启示的”，从而对以前的神学观点有了一个根本上的转变，从他现在所达到的神学立场看来，他在20年代所走过的那条“中国”神学的道路，显然是不通了[12], 赵先生希望通过人自身的自修、自我的完善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态度与其自我经历而言却是一个自我矛盾体，也可以说其在二〇年代到四〇年代的人生经历与其早年 “自由神学”观点形成了一个反差，因为这二〇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人的改变而有任何对社会因素改变的影响。赵先生的经历也从人的自我完善转变为仰望神，期望神，的转变。特别是在日战期间，先生遭日军逮捕，在狱中他经过六个多月的彻底神学反省而写出了《系狱纪》反映出，他看苦难为洗涤罪恶的锻炼，更以此为承担未来使命“一种良好的准备”。内心即已清洁了，人生到达“无依无靠，无财无势之地，我只依赖上帝。”这种独对上帝的体会，把赵氏的神学思想推向高峰，确定了他对新正统主义的基本信念[13]。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赵紫宸收录在《系狱记》中的一百七十多首诗是他在监狱里没有纸笔的情况下构思、然后默记下来，并在出狱后凭记忆在一天半的时间内背诵出来的。[14]可见赵先生国学文化功底的深厚。

（四）综合结论

赵先生是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是儒家式的基督徒，也是关心社会民生的基督徒，他一直对人抱有乐观的态度，随着个人经历的改变，虽然其神学观点转向新正统派，但是他对人的态度并没有什么转变。由于其过分的看重人，所以其神学精神是要强调实践，甚至以实践来检验神学的标准了。赵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基督徒，他希望中国基督徒的改变从而达到中国教会的改变，在通过中国教会的改变而带来全中国社会的改变，我们可以从其早期的自由神学、本色教会的思想里不难看出其对改造社会的谆谆期望。面对新政，赵紫宸始终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写信给在国外求学或工作的子女、学生，要求他们尽快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长子赵景心、三子赵景伦、学生蔡咏春就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回国的。[15]虽然我们无从考证他对新政乐观态度的持久性，但是赵先生热爱中国的感情却是无法掩盖的。

赵先生看重人，看重改造社会福音精神，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立志推广中国社会基督化的儒家基督徒与神学家。

（五）参考书目

林荣洪，《曲高和寡》，（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4年）页308-309

古爱华，《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邓肇明 译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页154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一九九八年）页144

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页23

唐晓峰，《赵紫宸先生小传》（儒家基督徒论坛（学术版本） https://rjjdt.bokee.com/5988386.html）
梁家麟，《福临中华》，（香港：天道书楼，二零零六）页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