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文化流变

古人认为马有预示天意的本领, 早在远古, 马就作为佐神之物存在了。在传说中马有佐神的功用, 一方面人们认为马是神圣、聪明的动物,具有神性, 并崇拜马神； 另一方面, 随着马与人类生产、生活、军事等社会实践的密切相联, 马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发现, 人们爱马、好马的意识向着神化马的趋向发展, 并出现拜马神的活动。周朝起就有以四时祭马祖的仪式, 古人由原始的祖先崇拜推及到马神, 将祖先崇拜与动物崇拜相融合, 马逐渐有了神性化的趋向。后来人们在马的形象中找到想象中龙的形象,《吕氏春秋-本味》曰：“马之美者, 青龙之匹, 遗风之乘。”人们觉得对马这种既作用巨大又通灵性的爱畜, 惟有用天上的神龙与之媲美。

“龙”在古人心目中素来是天上飞升之物，其具有驾云布雨、控制水域的神功。但对多数文人说，龙毕竟是远离日常生活的想象之物。古人龙祟拜的执着，重要原因 之一是其在习见习感的马身上发生并不断重温一种认同效应。马文化与龙文化相结合产生了龙马形象, 后世就有“飞而在天则为龙, 行而在地则为马”之说,龙与马的结合更增加了马的神秘性, 马逐渐从一般的佐神之物上升到神的地位。在古代天人感应理论中, 古人认为人有德天会给予回应, 天驹神马往往作为神使,代表神向人间预示福瑞，“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礼记-礼运》）。

马在古人眼里就成为神的化身，是能接受天意与人德感应的，是能昭示人间吉凶的神化之物, 在世界观里已经把龙马等同于纯阳的乾，它是刚健、明亮、热烈、升腾的代名词。《易经》中干脆说“乾为马”，它象征着君主，神灵，威严，活力，健康，忠诚等 等含义，它几乎成了所有优秀品格精神的代表。

在古代，作为图腾的象征，东部“华夷”的图腾为“凤鸟”，而在西部“诸夏”族则以“龙马”为图腾。传说，龙、马均为鲧之化身，而鲧的祖父为黄帝，古谚“黄 帝四面”， 即“黄帝神形，四种面目”，就是黄帝后裔顶礼膜拜的四种图腾：龙、马、熊、龟。所以，这“龙马共体”的神形，就是黄帝一族尊崇的图腾，谓之“龙翼而马身， 黄帝乘之而仙”。因此，马所洋溢的类似龙那样意气风发蓬勃询上的阳刚之气，有效地弥补了古人对龙企盼的缺憾，马遂成了龙在现实感知领域中的替代物，而“龙 马精神”就是其二者印证最恰切的写照。中华民族一直自诩“龙的传人”，素以“龙马精神”体现中国人的泱泱气节。

随着社会发展，马的形象也从单纯的传说延伸到了文学作品当中，其中在《诗经》中，“马”就是兽类中最有代表性动物之一，在《诗经》中马字使用次数达50余次，马部汉字字数以及使用次数也是兽类里最多的。

在《诗经》时代，马主要用来驾车，马之驾车主要是用来征战狩猎和一些王事活动。诗中以马驾车的战事共十次，这是马最重要也是最原始的用 途。《说文》：“马，怒也，武也。”《后汉书马援传》：“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可见，马在古代与战事紧紧相联。《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作者 对马的崇拜还表现在对马的反复歌咏和描写上。这主要体现为大量使用形容词来描摹马之外形动作声音神态。通过对马的特征所作的全方位立体式描写，马的高大威 猛、强悍善跑的雄姿历历在目，跃然纸上。西周时，由于文化较前发达，人们对马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通过文字描写就使这种崇拜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同 时也表达了周代人以大为美，以强健为美的审美情趣。

自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引进大宛的汗血马，马文化主导倾向由政治性向审美性逐渐倾斜。相传汉武帝曾作《天马歌》:“天马徕兮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感兮障 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中荒经》曾渲染了汉通西域后这种对马观照视野的扩大与价值偏移。在“以大为美”且神氛浓郁的汉人眼里，“天马”所散发的异域奇诡 风光,更使得马意象系统与文化风貌增添了壮丽雄奇之色。

魏晋后中原板荡，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浸染加剧。崇尚武功的憧憬又时发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和曹植《白马篇》等咏叹中。也正由于马意象激荡着志士仁人报 国御戎、建功立业的热情，其审美价值也就愈益被发现和张扬。曹植《献马表》、傅玄《驰马射赋》、郭璞《马赞》等等，虽间有谈主之辞，总体上仍透出一股昂奋 进取的气概，至少反映了马文化积累的丰厚与时人审美感受力的增强。

唐代的马文学更是蔚为大观。文以韩愈《马说》为最，诗有李贺《马诗》23首。前者喊出了怀才不遇之士哀诉不平的最高音，后者则多方面展示了马文化复杂丰富 的含蕴。画马之风也为之云起，杜甫就感慨淋演地写了《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杜甫、顾云等曾写过咏韩干画马的诗作。唐阎立本等人也常据此设色，以《八骏图》 为题，元棋、杜荀鹤、罗隐等亦纷纷咏叹。另一方面，南北朝时咏马调至此又充实了唐人浑厚、雄浑的壮烈之慨。

有如唐人时发“无人贵骏骨，騄耳空腾骧”之嗟，宋人也每有“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泉”之叹。而千古文人伯乐梦至元代可谓达到高潮。郝经对着当年 燕昭王招贤处生慨：“莫言骐骥能千里，只重黄金不重贤”；此类价值失落的凄楚，直至清人龚自珍《骚马行》等仍有序化地抒发：“君不见太行神骥盐车驱，立仗 无声三品色。”

马文化系统明显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中雅俗两大层次的分野与融合。雅文化中的马主要体现在抒情性作品中，其意象群里的个体受时代与传统的影响，往往展 示着较为稳定的内蕴，这之中原型最初的定调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文学史前期活跃在精英文化中的马文学，六朝至唐后逐渐世俗化而渗人叙事文学之中，而这种历 史性的美学流向离不开人们对宝马灵性人情的信奉。马的人性与神性又自然而然地整合汇注，由精英文化哲理意趣而出，连带着胡文化相关因子，富有生机地在世俗 领域中生长出多姿多采的花朵来。

体姿英俊的良马，一贯深受国人的喜爱。在古代中国，马的形象不仅频繁出现在诗词歌赋中，同样也出现于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 中，随着时代发展被雕刻成不同的造型的摆件与雕塑，被保存于历史长河中。最早于西周和东周出土的青铜马，形体和甘泉商马相同，并都铸造成四肢伫立的呆板姿 态，反映着先秦时期马匹形体特征。惟有从邯郸赵王陵被盗掘出的四匹铜马，呈迈步行走的姿态，似感生动。

秦代马的雕塑品，其体貌特征一如先秦时期。这在秦始皇陵陶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按真马比例塑造的陶马中有明确表现。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 马中的铜马，尺寸虽然只有真马1/2大小，制工远较陶马精美，马身躯的肌肉块面表现充分，但是体貌特征仍与陶马相同。陶马和铜马身上分别满涂枣红色和白 色，由此或可看出秦时一般马的毛色是枣红色，而皇帝乘驾的名马，则崇贵白色。传秦始皇拥有的骏马中，有白兔、奔电等名称，可能就是体姿俊美的白马。

西汉初年有关马的艺术品，造型特征仍与先秦至秦朝时近似，连霍去病墓冢石雕群中的“马踏匈奴”大型石刻中的骏马，也是头大而脖颈粗短的造型，仍旧沿袭着传 统的四肢伫立的体姿。西汉武帝时与匈奴连年征战，双方战马损失极大，因此“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为了补足军马的损失，汉武帝一方面扩 大养马业，另一方面致力于马种的改良。先是引进乌孙马种，后来知道大宛有汗血善马，竟不惜两度发兵远征，终于夺得大宛种马，乃“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 大宛马曰‘天马’云”，还在都城长安未央宫宦者署的鲁班门前，矗立一匹相马名家东门京主持铸造的青铜骏马——按照最佳良马尺度制作的“马式”，用来作为选 择良马的标准，鲁班门也随之改称“金马门”。

唐代，中国骏马雕塑品达到艺术造型的新高峰。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前的“昭陵六骏”，是他在建立唐朝前先后骑乘过的六匹战马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 青骓和飒露紫的巨幅浮雕像，呈现出一往无前的雄浑气势，开唐代骏马雕塑的时代新风。六块矩形浮雕，每块雕出一匹正侧视的战马，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 形貌写实。

而唐三彩马又是马造型艺术中的翘楚。三彩马常见三种造型：一是放养马，无鞍无缰，形态各异，有觅食、长嘶、狂奔、伫立、漫步、回头、俯首等诸多妙相。如洛 阳博物馆藏三彩红釉白斑马，1965 年洛阳关林出土，高64 厘米，长66 厘米。这匹放养马肌肉发达，褐毛斑斓，昂首嘶鸣，静立于地，体态圆润，膘肥体壮。二是载人马及各种人俑和马的组合，这是三彩马中的又一表现方式。如西安博 物院藏唐三彩仕女骑腾空马，一名圆脸梳双丫髻的仕女骑在马背上，马腾空跃起，仕女神态自若，显示了唐代女子泼辣的性格和社会环境的包容大气。三是鞍 马，1977 年在洛阳关林出土的盛唐时期黑釉三彩马，长80厘米，高66.5 厘米，全身黑釉，头、鬃、尾、鞍四足等处施白釉。此马头小颈长、骠肥体壮，腿部细小，肌健骨骼表现力强，比例准确。马饰以金玉为辔，绿色革带作笼套，加饰 八瓣形黄花，鼻梁、双耳及股后革带为杏叶形垂饰，胸前饰金色流苏和铃铛。背部鞍上加“绿地障泥锦”，马鬃梳剪成三花，可谓“金羁玉勒绣罗鞍，霜鬣剪作三花 齐”。

唐代以后，随葬俑群在宋、辽、金时期衰落，墓中很少随葬陶马。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虽然蒙古铁骑纵横亚欧大陆，但是因葬俗的改变，只是在陕西地区当时在元 朝任高级官职的汉族墓中有陶俑、陶马出土，陶马的造型改为体形低矮、短腿长鬃的蒙古马，鞍镫马具也改为蒙古样式，造型颇呆板，无复唐俑那样富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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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天马图像。

　 　体姿英俊的良马，一贯深受国人的喜爱。古代用马驾车的历史颇为久远。在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殷商时期的遗存中，便出土有当时的双轮木马车和驾车的辕马， 可惜只保存马骨架，难以看清原来的体貌。幸而在陕西甘泉发现有两件商代铸造的青铜马，使我们能看到商马的形貌—体矮颈粗，四肢较短而双耳颇大，外貌并不显 神骏。西周和东周出土的青铜马，形体和甘泉商马相同，并都铸造成四肢伫立的呆板姿态，反映着先秦时期马匹形体特征。惟有从邯郸赵王陵被盗掘出的四匹铜马， 呈迈步行走的姿态，似感生动。

　　秦代马的雕塑品，其体貌特征一如先秦时期。这在秦始皇陵陶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按真马比例塑造的陶马中有明 确表现。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中的铜马，尺寸虽然只有真马1/2大小，制工远较陶马精美，马身躯的肌肉块面表现充分，但是体貌特征仍与陶马相同。陶马 和铜马身上分别满涂枣红色和白色，由此或可看出秦时一般马的毛色是枣红色，而皇帝乘驾的名马，则崇贵白色。传秦始皇拥有的骏马中，有白兔、奔电等名称，可 能就是体姿俊美的白马。

　　西汉初年有关马的艺术品，造型特征仍与先秦至秦朝时近似，连霍去病墓冢石雕群中的“马踏匈奴”大型石刻中的骏 马，也是头大而脖颈粗短的造型，仍旧沿袭着传统的四肢伫立的体姿。虽然从1966年在陕西昭帝平陵附近发现的仙人(羽人)骑天马小型玉雕可以看出，西汉时 期也有表现跑动姿势的马雕塑品，但是体型仍矮粗，缺乏神骏之姿。

　　西汉武帝时与匈奴连年征战，双方战马损失极大，因此“匈奴虽病，远 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为了补足军马的损失，汉武帝一方面扩大养马业，另一方面致力于马种的改良。先是引进乌孙马种，后来知道大宛有汗血善马，竟不 惜两度发兵远征，终于夺得大宛种马，乃“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还在都城长安未央宫宦者署的鲁班门前，矗立一匹相马名家东门京主 持铸造的青铜骏马—按照最佳良马尺度制作的“马式”，用来作为选择良马的标准，鲁班门也随之改称“金马门”。1981年，在陕西省汉武帝茂陵附近一号陪葬 冢出土有一件遍体鎏金的青铜马，体长75厘米、高62厘米，立姿，头小颈细，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据此可以想见“马式”的形貌。作为反映西汉 马种改良的早期作品，其造型还沿袭着四足伫立的造型，或许是受“马式”的影响。

　　西汉后期到东汉时期，墓葬内随葬的青铜或陶、木的骏马 模型，已经突破旧模式，常常是昂首挺胸、抬起一只前蹄向前慢步行进的姿态。骏马造型艺术品，在东汉末到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达到高峰，最为人称道的是甘肃武 威雷台墓中随葬的一组青铜车马模型，其中共有铜马39匹，都是“天马”形貌，头小而英俊、颈长而弯曲，胸围宽厚，四肢修长，臀尻圆壮，显示出是乘挽兼用的 良马。特别是其中一匹奔跑的铜马，极富动感，右后足踏住一只回首后顾的飞隼，反衬出骏马之神速，是不可多得的古代骏马造型的艺术珍品。

　 　就在河西地区魏晋时代骏马造型艺术处于创作高峰时，中原地区的骏马造型艺术却步入低谷。由于曹魏帝王力主薄葬，一扫汉墓奢侈之风，随葬俑群随之消逝，骏 马造型艺术也随之衰落。到了西晋时期，都城洛阳一带的墓葬中恢复了以陶俑随葬之风，并以出行的牛车与鞍马为俑群核心，只是陶马的制工与东汉相比粗劣得多， 造型更无东汉陶马的神骏英姿。西晋灭亡，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成为战争舞台上主角，在关中地区如陕西西安和咸阳十六 国时期的墓葬里都模拟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的陶俑大量出现，也有身披具装铠的陶马模型，但是塑工欠精美。到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后，墓仪制度逐渐形成规 制，随葬俑群中便有了鞍辔鲜明的骏马，还有重装和轻装的骑兵，以及骑马的鼓吹乐队。此时骏马的塑造又转精致，比之东汉陶马，更富现实感，而且披装的马具， 都具有时代特色，为北魏陶马雕塑平增情趣。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接着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东魏北齐的陶俑中，陶马造型沿袭北魏传统，制工精致而 形貌健俊。西魏北周的陶俑中，陶马造型似受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陶马造型的影响，制工粗劣，马的四肢粗大近似柱体。

　　唐代，中国骏马雕塑 品达到艺术造型的新高峰。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前的“昭陵六骏”，是他在建立唐朝前先后骑乘过的六匹战马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飒露紫的巨幅 浮雕像，呈现出一往无前的雄浑气势，开唐代骏马雕塑的时代新风。六块矩形浮雕，每块雕出一匹正侧视的战马，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形貌写实。六骏中， 仅飒露紫雕作是中箭受伤后伫立的姿态，前面雕有将军丘行恭，正在为它拔箭，表现着征讨王世充时会战邙山时的情景。用以纪念和颂扬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的 “昭陵六骏”，是一组成功的纪念性或纪功性的石雕作品。与西方纪念雕塑作品不同，英雄本人的形象并没有出现，但是从他所骑乘的战马的雄姿，人们时时都感到 英雄的存在，这也正是东方艺术强调含蓄和象征手法的成功杰作，毫无夸张及霸气之感。也可以认为这是承袭西汉霍去病墓冢石雕的传统，以战马雄姿象征英雄伟 业。“昭陵六骏”还带给人们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盛行的鲜卑系统的马具，这时已为突厥系统的马具所取代，这与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仿效 突厥组建骑兵，并大量由突厥输入骏马有关。

　　盛唐时期，描绘骏马的造型艺术同样走向繁荣。绘画方面，许多名家精于画马，仅在杜甫的诗作 中，就可以读到《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吟咏马画的诗篇。雕塑方面，以目前所见最令人赞赏的是随葬的三彩作品。从神龙二年(706年)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 中出土的三彩俑群中，已可见三彩马的风采。它头部微侧，轮廓线流利活泼，鬃剪三花，鞍披鄣泥，张口作嘶鸣状。美中不足的是，马的体态塑制得过于圆腴，使人 观后有“画肉不画骨”之感。比其迟约17年的右领军卫大将军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三彩马，更为雄劲神骏，那刚劲有力的躯体轮廓内，显现出锋棱多力的马骨，更 有怒马如龙之感。

　　唐代三彩马艺术造诣普遍较高，形态多变，不仅那些形体较大的作品，就是只有10余厘米高的小型作品，其造型之美亦毫 不逊色。同时，在色彩方面除了习见的黄、白彩外，在洛阳地区出土有通体墨色的黑马，甚至在关林唐墓中竟然出土了一匹通体施蓝彩的马。同样的蓝色泥塑马，在 新疆吐鲁番唐墓也出土过。古代匠师如此大胆设色，令后人惊叹。

　　唐代以后，随葬俑群在宋、辽、金时期衰落，墓中很少随葬陶马。到蒙古族 建立的元朝，虽然蒙古铁骑纵横亚欧大陆，但是因葬俗的改变，只是在陕西地区当时在元朝任高级官职的汉族墓中有陶俑、陶马出土，陶马的造型改为体形低矮、短 腿长鬃的蒙古马，鞍镫马具也改为蒙古样式，造型颇呆板，无复唐俑那样富有生机。这也反映着汉唐以来不断由中亚和西亚输进优良马种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但 是飞驰的骏马，在中华文化中作为表现奋发向上的主题却长盛不衰，激励着中华民族腾飞、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