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子,大志氣 北歐美麗生活的祕密
近幾年,台灣社會出現一股小日子的風潮。療癒飲食、美感居家、簡單生活帶來的小確幸,靜靜撫慰煩躁的人心。有人說,這是對低成長現 實的一種逃遁;有人說,這是富過三代的一種進步品味。世代間,卻出現對此風潮的焦慮、摩擦。有人說,年輕人以開咖啡館、創意市集擺攤為滿足,真不可思議; 但也有人說,文創生活產業,將是台灣在大中華區的最大賣點。小日子該怎麼過?把日子過好的企圖,能不能同時轉化為國家實力?《天下雜誌》特別走訪被歷史學 家福山稱為歷史終結典範國家的丹麥、過去十年經濟成長超越英美的瑞典,探索小日子與發展成長並存的祕密。被《經濟學人》譽為「下一個超級典範」的北歐模 式,又能帶給台灣什麼啟示?
離哥本哈根最熱鬧的市街不遠,季辛(Rasmus Gjesing)正忙著將一輛待修的自行車,牽入純白有如精品店的店裡。
這是他的手工自行車店,兩面巨大玻璃窗後,蒂芬妮藍、鵝黃的車架上寫著品牌名Cykelmageren。在店裡,客戶可以自選零組件,量身打造自己的腳踏車。
他 的工具大櫃,抽屜把手就是螺絲起子、板手、剪刀等修車工具,裡面放著他與三位伙伴手工打造的零件,包括變速器。粗糙的手掌,皮膚裡少量的油污,則是他身上 的修車匠識別。季辛用他略帶沙啞卻充滿能量的聲音說,「我是念自行車科的,所以我想親手把它製造出來,而且讓每一台都獨一無二。」
季辛在一九九四年創業,六萬台幣起跳的手工自行車,一年可售出一千到一千五百台,雖不能賺大錢,卻很有成就感。來過台灣多次的他,客戶遍及韓國、美國,「我們從小就被教育,想要什麼就自己做。」
像季辛一樣,用手實現自己的夢想,追求美感、永續、綠色、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小日子風潮,在台灣才剛剛興起,但北歐人早已把小日子過到極致。
研究創意產業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陸霖定義「小日子」:追求常民生活的美好,最低層次就是台語講的「三頓顧好」。人民不用為生老病死與教育發愁,北歐是小日子的潮流領先國。
追尋美感、永續、平衡
丹麥夏季的夜店搖滾盛事「Distortion街頭音樂節」,五月最後一週,每天五點開始在哥本哈根不同區封街開唱。妙的是,為避免擾民,這夜生活音樂節十點就收,北歐太陽其實還沒下山呢!
「上班日晚上哪有空?」聽到記者的問題,印度籍、哥本哈根互動設計學院(CIID)董事兼合夥人范卡楚曼(Vinay Venkatraman)哈哈笑說,「這裡大家四點就下班,有空!有空!」
●丹麥人很重視「Hygge」。這個特殊的詞彙,是用來形容溫暖燭光下,舒適、溫馨、與家人朋友共享的幸福時光。
他們用價值選擇生活型態。丹麥今年名目人均所得將達五萬八千多美元,是台灣人的二.八倍。為了環境永續,四四%的家庭沒有汽車,每十人有九人有腳踏車。早上八點與下午四點的交通顛峰時間,哥本哈根最塞的是自行車道。
他們以實例證明,經濟學教科書中,高稅率會打擊工作意願,福利好必定讓人懶散的理論,並不正確。
瑞典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五七%、丹麥五一.五%,全球最高。但勞動參與率都高達六四%,台灣只有五八%。瑞典與丹麥的女性,六~七成都上班,高學歷不浪費。但瑞典與丹麥的生育率,還能維持在千分之十,高於台灣的千分之八。
「向丹麥看齊(Getting to Denmark),」冷戰結束後,喊出「歷史即將終結」的哈佛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說。
《經濟學人》今年二月特別製作專題,將北歐國家譽為「下一個超級典範」。
全世界都在瘋小日子
把日子過好的企圖,追求美感生活、永續社會、工作與生活均衡,到底怎樣轉化為國家競爭力?為了探索美麗的祕密,《天下雜誌》六月初特別飛往丹麥及瑞典採訪,從創意產業到民族靈魂,第一手觀察北歐小國的成功之道。
其實,「全世界都在瘋小日子,」鄭陸霖說。全球化加重人民的不確定感,反而使大家焦慮,愈想掌控自己的生活,希望工作與生活能夠平衡一點,即使少賺一點錢也願意。大家想把日常生活過好,因此小日子風潮,通常起源於與創意生活產業的結合。
●丹麥是世界公認的「自行車王國」,上下班尖峰時刻,最塞的是腳踏車道。
根據官方統計,創意產業在丹麥雇用超過八萬五千人,佔企業家數六%。每年,它們貢獻丹麥出口值七%,約二千五百億台幣。
二○○九年秋天,瑞典政府也為文創產業擬定了三年行動方案,投資七千三百萬瑞典克朗(約三.二億台幣),希望刺激、帶動文創產業的創業精神和商業運作,同時引起一般人對文創產業的重視。
小日子要轉為國家競爭力,關鍵是志氣與格局。創意生活產業的經營者、設計師與消費者的格局有多廣,志氣有多大,就能改變這個社會多深遠。
北歐設計語彙鮮明。由於天然環境惡劣,資源、陽光有限,因此設計強調實用、與自然共存,儘量減少資源浪費,顯得極簡。但最讓記者驚訝的是,除了談美,「要用設計,讓福利社會永續維持下去。」這句話幾乎掛在每一個設計師、建築師的嘴邊。
距離芬島上,安徒生的家鄉歐登塞(Odense)不遠的科學園區,園區旁正在大興土木。這裡將興建南丹麥區最大的大學醫院,是丹麥高達七百億歐元醫療建設的一部份。為了找到醫療效果最好、更節省成本的設計,南丹麥區政府特別設立健康產業創新中心。
踩著高跟鞋,頂著一頭大捲髮的中心負責人尼爾森(Diana Arsovic Nielsen)熱情又幹練。身為建築師,除了好設計,她還要同步發展醫療產業。
她 頭戴安全帽,帶著記者與合作伙伴飛利浦健康醫療部人員,在工地上上下下。她與飛利浦的合作主題是,燈光如何改善病人心情。飛利浦將病房的燈,由慘白轉為暖 色燈管,又在白牆上裝設螢幕,讓病人得以用觸控面板與外界連結。事實上,飛利浦在此設立研發據點的最大理由,是「新醫院的巨額商機」。
在深入芬島後,飛利浦發現,這個全球最大海運公司馬士基(Maersk)的發源地,有一群貨櫃系統管理人才。因此,飛利浦與中心的另一合作案,就是「如何蓋出空間可彈性調整的醫院」,他們正在思考,可否用貨櫃組合概念來蓋醫院。
「我們必須找出降低醫療成本、讓福利社會制度永續維持下去的方法,」尼爾森很有使命感地說,「同步可發展產業,因為跟我們一樣面臨老化、醫療成本增加問題的國家不少。」
「從廢棄物管理,到降低監獄裡警衛與犯人間的衝突,在丹麥,設計早已運用到廣泛的公共議題上,」《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期刊指出。
鏡頭轉回哥本哈根,在現代感十足的新劇院後方,是十九世紀建造的灰色舊海軍軍營。這裡是有二五九年歷史,設計大師雅可森(Arne Jacobsen)念過的丹麥皇家建築學院現址。在這裡,建築學院自身實踐最新的綠建築趨勢——老屋新用。
建築系主任克里斯坦森(Peter Thule Kristensen)指出,在人口沒有增加的已開發國家,綠建築的最新重點已經從發明綠色科技,轉向更文化、社會意涵上的永續。建築師想的不是蓋新房子,而是更有趣的使用舊房子。
「老化與全球化之下,我們要用更低的成本,維持福利社會模式,」他也說,一旦能解決丹麥的問題,就能解決世界的問題。
用設計 解決公共問題
對比於台灣,鄭陸霖認為,台灣小日子產業讓人感到焦慮的理由正是:「缺乏有意義的集體性」。這幾年,台灣社會吹捧設計師與建築師等創意工作者,但台灣的設計論述還是很窄、很物質主義。
許多人常說,台灣市場太小,不足以養出台灣風格的設計。然而丹麥人口只有五百多萬,是台灣的四分之一,母國市場更小。北歐依然從土地裡,找到自己的設計語言。
五○年代的設計大師,為了讓「中產階級買得起家具」,設計出的好產品,不僅在本地大受歡迎,提升了丹麥人的美學素養,也切入中產階級龐大的歐美市場,成為丹麥的國家識別。
設計者回應社會的需求,整個社會不斷提供設計者舞台、賦予責任,小至未來醫院的一盞燈、一張好床,大至新市鎮開發的規劃、新住宅的設計,都使得小日子產業有國內練兵、國際競爭的實力。
家住淡海新市鎮的《天下》攝影記者鍾士為,此行最大的震撼,是看到哥本哈根新城區歐瑞斯塔(Ørestad),風格大膽的各個建築。在丹麥十天,他不斷問,「為什麼台灣不能有這樣的新市鎮?」
在丹麥文裡,Øre與荒廢一字,只有一音之差,這裡曾是了無生機的偏遠市鎮,但歐瑞斯塔現在是哥本哈根客流量排名第五的車站。
三十九歲的建築師英格斯(Bjarke Ingels)就在此一戰成名,他是台灣建築大老潘冀口中的天才。週六午后,走進他設計、幾乎已經住滿的8字型住宅,烤肉香撲鼻而來。
●八字型建築
這棟住宅以從高空俯瞰,像數字8而聞名。雖是十層樓公寓,但每一戶都有院子,院子外就是小徑。腳踏車可以從一樓騎到頂樓。「把生活功能立體化,」潘冀極關注丹麥近期建築,因為「大膽創新」。
歐瑞斯塔新區,是公私部門合作,設計者參與城市規劃的一個成功案例。一九八九年開始討論,九二年立法通過,當中就明訂開發與捷運建設必須同步,捷運財源來自新區開發的獲利,由中央與市府合組非營利的「歐瑞斯塔開發公司」統籌。
「都市擴張,車輛與碳排放卻要減量的夢幻計劃,」《紐約時報》形容,關鍵就是興建大眾捷運系統、高標準的綠建築要求,從設計開始拉高企圖。
不像台灣的新市鎮,土地變更後,政府忙著賣地。九三年成立的歐瑞斯塔開發公司,做的第一件事,卻是國際競圖徵求開發規劃。第二件事就是蓋捷運。
「這個案子給了許多年輕建築師機會,」丹麥設計界大老,丹麥設計中心執行長尤爾.索倫森(Nille Juul-Sørensen)說。
歐瑞斯塔競圖規則上的一句話,具體解釋這個新區為何成為哥本哈根的新驕傲。它氣魄地寫著:「我們企圖給予建築形式最大的自由,在新區開發時,能夠促發建築與藝術上頂尖技術的創進。」
尤爾.索倫森形容,當街頭男孩英格斯設計的第一棟「VM House」建築圖出來時,「大家都啊的一聲,覺得自己要更加油,」體型像耶誕老公公的尤爾.索倫森,縮小腹,唱作俱佳地形容其震撼。因為其對角線設計,突破了鄰近住宅對視的隱私權與景觀瓶頸。
競圖規則的志氣,反映出北歐社會資產的雄厚。
尤爾.索倫森說,所有的設計創新,當然要符合建築法規。但丹麥的好處是,可以溝通。只要你能解釋為什麼需要這樣做?為什麼現行法規很蠢?修法或法令解釋都不是鐵板一塊。舉例來說:因為科技進步,丹麥消防法規已放寬許多。
潘冀羨慕地說,北歐政府通常只訂出最基本的規範與標準,建築師與開發商不會被綁死,創新範圍很大。但他也承認,台灣許多開發商炒作、與居民貪小便宜的文化,的確很難讓人放心。
公部門的能力,政治風氣的改造,需要領導人的魅力與魄力。但對小日子產業的創作者與消費者而言,從自己做起,人人都可以讓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發揮更大的力量。
拉高小日子產業的企圖心
台 灣其實不是沒有好設計。在哥本哈根有八十八年歷史的Illums Bolighus設計百貨公司,是全球家居品牌短兵相接的戰場。在一樓右手邊,第五個顯著的白色櫃位,赫然有來自台中的設計品牌Zuny。小獅、企鵝、河 馬、長頸鹿等動物造型的可愛皮革書檔,與丹麥皇家瓷器Royal Copenhagen、芬蘭頂級家飾iittala、義大利生活用品Alessi等世界知名品牌,比鄰而立。
「台灣的小日子,常常是活潑熱鬧,而充滿親和力的,它們成為Zuny的設計元素,並且受到歐洲人的喜愛,」Zuny設計總監陳瑞士說,丹麥人會將Zuny的河馬、小獅擺放在窗邊,像寵物般豢養著。
北 歐人家中普遍東西少,卻願意花錢,買耐用且好的設計品。但台灣卻跟房子很大的美國人學,強調消費主義拚命買更多東西,但對於好設計的珍惜不足。「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絕對可以跳脫私人,轉為對公眾議題關注的能量,」鄭陸霖認為,「關鍵是小日子的創造者與消費者,必須意識到自己的集體性,認知自己的力量。」
北歐的故事在說,這個力量其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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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丹麥設計中心執行長尤爾.索倫森:
北歐的力量是――看見人
過去十年,丹麥設計最大的改變,就是丹麥設計師由設計有形的家具,轉型設計無形的策略。
丹麥設計師得以轉型,原因是丹麥設計教育,讓你有機會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教你做工藝。丹麥的設計教育很自由。除了必修課,設計學院學生有一年半時間,探索自己的未來方向,自己決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因此你會找到自己的一套,一套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
丹麥設計師通常不是很快的人。當你跟丹麥設計師說,麻煩你設計一支手機,設計師不會馬上畫十張圖,反而會盯著你瞧,「你確定,你要的真的是一支手機嗎?」
丹麥設計師會問很多問題,挑戰你,因為我們是在習慣思考整體的社會中長大(holistic society)。丹麥設計文化最重要的一部份,是對人的關懷。因為人是我們生活的中心。
面對四鄰大國瑞典、德國,團結才能讓小國產生力量。所以我們看著彼此,真心覺得不能失去任何人,我們想互相保護。我們的傳統是團結一起,承擔責任。
我們沒有煤、沒有能源,我們只有人,所以必須互相依靠。
這是為什麼我們堅信福利國家。如果你生病了,我會付稅幫助你,直到你好起來,回到工作崗位開始繳稅。其他國家的人認為,福利是奢侈品。但錯了,福利不是。在我們的眼裡,這是必要的投資。我付出一萬,因為我知道當你開始繳稅,你會付兩萬。
丹麥人覺得這種成本效益分析,是絕對需要的,因為我們長期有十三個政黨,少數執政是常態,我們必須有清楚的計算,才能維持政治與政策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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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的食物復興運動
現在的哥本哈根更國際化,也更「好吃」了。有人會告訴你,Cocks & Cows有著「全世界最好吃的漢堡」;在鬧區,要找到混搭風的美味亞洲食物,也非難事。
但更多人知道,哥本哈根有個連續三年,獲《餐廳》雜誌評選為全世界最佳餐廳的Noma。雖然Noma今年因食物中毒事件一度停業。但Noma帶動了 只用本地食材的北歐料理復古風,卻持續不歇。連原本不出名的「開面三明治」(Smørrebrød,open face sandwich)也開到紐約去。
丹麥人說,也許是因為全球化後,丹麥這種小國有很大的焦慮,擔心自己的識別不見,食物是種鄉愁,也是留住自我識別最好的方法。